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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灯说唱——独山花灯的新品种

作者:独山县文化和旅游局  来源:花灯之乡独山网   发布日期:2016-05-10 11:23:37 浏览次数:   文章字号:     

花灯说唱,是独山花灯的三种艺术形态之一。 
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,在人们心目中独山花灯大体分类只有两种艺术形态,即花灯歌舞和花灯戏剧。七十年代以后,花灯说唱在原独山花灯“打头台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后,特别是不少曲目的涌现,经过全省杜鹃曲艺节的传扬和独山文工队的演出,花灯说唱作为一种新的曲艺品种,已跻身并与花灯歌舞、花灯戏剧共同成为独山花灯的三种艺术形态。 
独山花灯说唱的正式出现 
以独山花灯音乐入曲的花灯说唱,系上世纪七十年代,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地方曲种。 
其实,在独山花灯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,或者说在独山花灯的组成部份中,就已存在花灯说唱这种形式,这就是独山花灯里的“打头台”。“打头台”又叫“门抖转”,是花灯戏正式开演前的一个小节目,由一男角和一女角来演唱一个生活小故事,两个角色也可由一人扮演,演唱手段有说、有唱、有舞、有表演。“打头台”在艺术形态上虽然属于花灯歌舞,但它已具有比较鲜明的说唱特色。 
正因为“打头台”具有较突出的说唱特征,为独山花灯说唱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,又因为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艺术发展规律之必然,独山花灯说唱在充分吸收和继承“打头台”曲艺特点的基础上,逐渐形成和发展到今天的规模: 
——曲目。有《文化中心好》、《残汤宴》、《送崽上学》、《闹店》、《憨哥进城》、《同心树》、《追妻》、《退彩礼》、《火线》、《太平石传奇》、《爱心的奉献》等。大多数曲目还在上演。 
——队伍。如果算上“打头台”,作为花灯之乡独山县的广大花灯演唱者都是花灯说唱的演员,因为民间普遍存在着“打头台”中的两个角色干哥、幺妹的演唱者。而现在以独山县文工队为核心,团结带动起来的一批灯友,则是花灯说唱队伍的中坚。据不完全统计,创作者有石文龙、杨宝书、李光祥、刘文禾、付善崇等;编导有鞠华荣、杨宝书、李光祥等;演员有鞠华荣、郭清蓉、朱慈波、叶友荣、杨宝书、刘健等;音乐设计有郑德富、杨宝书、牛兆成、罗济群等;伴奏者有陆治林、牛兆成、焦 斌、李光祥、韦玉祥、陈乐乐等等,有的还是多面手。他们是独山花灯说唱的骨干力量,都为独山花灯说唱正式以曲艺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做出过积极贡献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继续为花灯说唱的发展而努力。 
——影响。独山花灯说唱以曲艺形式登上舞台,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,但影响所及已越过县界,遍及全州、全省,乃至省外。贵州省举办的全省杜鹃曲艺节(以前叫“杜鹃书会”)已经六届,每届独山花灯说唱都尽可能有节目参加,但凡参加的届次,独山花灯说唱均获得较高奖次,受到一致好评。获得过一等奖的曲目有《残汤宴》、《送崽上学》,获得二等奖的有《闹店》,获得三等奖的有《同心树》,获得优秀奖的有《追妻》、《憨哥进城》等等。2001年,《残汤宴》还代表贵州省参加在西安举办的“中国西部地区曲艺延安世纪龙杯”大赛,并获奖。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花灯说唱《文化中心好》就已先后参加黔南州、贵州省和全国的乌兰牧骑式文艺调演,获得优秀节目奖。《闹店》的文学本还发表在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《曲艺》杂志上。独山花灯说唱作为一个新兴的地方曲种,其资料已被收入《中国曲艺志》。 
独山花灯说唱的艺术特色 
独山花灯说唱一般有小乐队上台伴奏。演员一至二人,也有多人说唱的。说唱形式,有站唱、坐唱、走唱以及乐队参加说唱等多种,多姿多彩,自由洒脱。内容可以是说唱一件事,或抒发一段情,更多的是表现一个小故事,塑造人物形象。因为说的是独山话,唱的是花灯调,所以很受当地人民群众喜爱。 
独山花灯说唱正式以曲艺形式出现不过二十余年,要大谈它的艺术特色还为时过早,但一个艺术品种在发展过程中,逐渐总结得失,归纳特点,对它今后的发展不能说没有一点助益,由此,笔者试探着谈谈,而所要谈的这些“特色”,在现有的独山花灯谈唱曲目中已较充分体现: 
一、鲜明的地方特色 
独山花灯说唱在表现形式上,有说、有唱,说唱相间,表现一个有人物、有情节的生活小故事。演员在说唱过程中,具有“一人多角”(即一个演员摸拟多个角色)的特点。不论曲目的演员有多少,他或他们都可以在角色之间跳出跳进——跳出角色时,演员以第三人称口吻说唱故事情节(叙事);跳进角色时,演员以第一人称模拟情节的人物(代言)。从目前情况看,一个节目的演员一般只一至二人,而表现的故事情节较丰富,塑造的人物较多,所以独山花灯说唱多以叙事为主,代言为辅,也就是说演员在演出中,自始至终以第三者的口吻说唱,客观地叙述故事。只在故事中的人物出现又需要演员为之代言时,演员才模拟人物的动作和言语。 
独山花灯说唱,说的是独山地方话,唱的是独山花灯调,特殊的口音和旋律赋予了独山花灯说唱浓郁的地方特色。 
二、以说唱为主,表演为辅 
独山花灯说唱是以说唱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曲艺品种,但在说唱过程中适度辅助的表演,则会有助于自身花灯特点的保留。 
这里说的表演不包括演员必不可少的面部表情,而是指演员在说唱过程中的形体表演和歌舞表演。形体方面的表演,演员在叙事或代言时,根据情节和人物的需要适当体现,可增强说唱的表现力度。花灯歌舞表演,演员在说唱时都充分注意到了。他们唱的是花灯调,而花灯调往往伴以花灯舞,所谓歌舞一家。可见花灯说唱在演出时适当伴以歌舞表演是自然而然的,这种说唱与歌舞血肉相连的体现,正是独山花灯说唱艺术特色之所在。当然,起辅助作用的歌舞表演也好,形体表演也好,都须强调一个“适度”,不能喧宾夺主。因为独山花灯说唱是曲艺,而不是花灯歌舞。正是处理好了这种关系,《残汤宴》、《送崽上学》等一批花灯说唱才获得好评,它们以说唱为主,伴以适当歌舞,既突出曲艺特点,又浸润花灯韵味,给人以较强的艺术感染。 
三、简单而富有特色的道具 
扇子和手绢是独山花灯的传统道具,独山花灯说唱的演员也常使用,特别是使用扇子。这有三个好处:一是有助于适度的歌舞表演;二是可以扩大形体表演的效果;三是可作临时道具。三个好处中又以后二个好处为主。以《闹店》演出为例,演员“跳入”酒店女老板这个角色,为她代言: 
“来——喽! 
(舞唱)白杜鹃满面春风上了店, 
笑脸更比那花儿鲜, 
上前热情打招呼, 
大哥,想吃哪样就请开言。 
以扇作‘壶’给众客人上茶。” 
其中的扇子既有利于歌舞表演,又增添了演员的形体表演美,还临时转化为道具——壶,可谓一举三得。 
四、有机结合的乐队 
独山花灯说唱曲目中,除了“表演者一人击鼓奏乐说唱”的《太平石传奇》和始终由乐队人员说唱的《退彩礼》外,大多数都是演员和乐队同台演出。演员负责说唱、表演,乐队负责伴奏,不时插话、帮腔,相互之间时有交流,演出气氛非常活跃。 
乐队人数不多,仅三五人,但它的出现除了伴奏本身,还有不少积极的作用。 
——可以使独山花灯的常用乐器亮相,如二胡、反弦胡、三弦、杨琴、月琴、笛子、马锣、大锣、小锣、大钹、堂鼓等,以增强独山花灯的特色。 
——可以方便故事开头,起到“引子”的作用,如《送崽上学》开头,乐队问演员:“唱灯的师哥,今天要唱哪一折啊?”演员便开始说唱故事内容。有的曲目开头,乐队先唱几句,起到‘定场诗’”的作用,气氛热烈,也画龙点晴地点出了演员所要说唱的主要内容,如《残汤宴》、《闹店》等; 
——可以使演出场面风趣、幽默、活跃。比如《送崽上学》中,演员说到故事中人物马老三父子上贵阳下广西做生意时,说:“马老三父子俩干了几年,一贴贴的‘挑手’装满了荷包。”乐队问:“哪样‘挑手’?”演员说:“‘挑手’你们不晓得?”乐队说:“讲来听嘛!”演员说:“就是拾块拾块的票嘛!”因为有乐队的插话,加上语言风趣,每演到这里,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。在有的曲目中,乐队的插话还起到“补白”的作用,对故事中的某人、某事或某种精神进行评点,与演员的说唱相互配合,相得益彰。 
——乐队的帮腔,可以烘托气氛,还可以唱出演员的心里话,耐人寻味。如《送崽上学》中: 
“演员唱:娃儿若不把书念, 
长久下去不是个法, 
如今只为没文化—— 
乐队帮腔:娃儿成了个大傻瓜! 
演 员 唱:越思越想越害怕—— 
乐队帮腔:心似猫抓! 
头呀么头皮麻, 
头呀么头皮麻!” 
娃儿没有文化的恶果和故事中人物的焦虑,演员没有直接唱出来,而由乐队帮腔唱出,使演出平添了一层韵味。 
独山花灯说唱有乐队伴奏、插话(根据情节需要,可以由一人、多人或全体乐队人员插话)、帮腔、演出效果的确不一样。《残汤宴》在西安参加“中国西部地区曲艺会演”时,评委和观众一致认为乐队的出现和参与堪称独山花灯说唱的一绝。当然乐队的参与也应该有个分寸,乐队仅仅起“伴”的作用,不能取演员的说唱而代之(纯粹以乐队人员说唱的除外)。 
独山花灯说唱还处于发展之中,以上这些笔者认为的“艺术”特色,随着花灯说唱的发展,有的可能会被扬弃,而新的更加准确的“艺术特色”又会不断地总结出来。 
笔者相信,独山花灯说唱,在独山县领导的重视和组织下,在贵州省各级文化部门的关心下,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。通过这次“中国·独山首届花灯艺术节”,相信会更得到发展,与花灯歌舞、花灯戏剧一起,共同创造独山花灯艺术的繁荣。 
(附注:此文稿完成于二○○二年七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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